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家庭教育”

家庭是教育的开端，也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如何让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如何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行；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相信是每一位父母最关心的问题。家庭教育贯穿人生始终，甚至从孩子还在母亲腹中时便开始受到“胎教”。思考家庭教育方式的途径，开拓中国式“家庭会议”教育手段的新领域，对于父母和研究者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明以降，就有西方人陆续来华。随着近代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来华的西方人也逐渐

增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落在中国“家”文化之上，并就其形成原因

进行论述。诚然，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论述是夹杂着偏见的，但部分人的秉笔直书还是对

西方世界的中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来华西方人大都认为家庭是中国组织结构的最大特征，是每个人的最高道德，也

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石。各个阶层的人都对家庭观念推崇备至。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治国必先齐家。这些身份各异、立场不同的西方人，通过自己对中国社会或长或短地观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居重要地位。

近代西方人对中国家庭的主要印象为“聚族而居”，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中，全村人有着

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姓氏（村落大都因此姓得名），除了社会大动荡外族谱会一直延续下去。加之当时落后的交通和定期举行的家族祭祖仪式，人口很少发生迁移。明恩溥指出，在中国，全村人通常互为亲戚，但年龄大并不代表辈分高，因而年轻小伙成为年迈老人的长辈在这里是有可能的。这是由于早婚和晚年生育子女造成的。为了区分长幼，通常采用“一辈一字”的方法。还有一个令西方人不解的现象，同一辈分的“堂兄弟”都以兄弟相称，如果一个外国人想弄明白他们是否为亲兄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亲叔伯兄弟”。

施美夫等人指出，中国的一家之主通常和三代子孙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子孙们即使结婚成家也很难轻易改变这一现状。

若问年轻夫妇的个人意愿如何？“与别的国家有些夫妇一样,中国家庭中的两口子同样也乐得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宅所。”

在中国，儿子结婚成家仅仅意味着住在家里分隔出来的房间，饮食、劳作还是和家里其他人在一起。女儿出嫁便不属于原来的家族，其地位被娶进门的儿媳妇取代，由此达到平衡互补。这些人都安土重迁，很少搬家，祖祖辈辈守着一块土地生活，由此形成的家庭纽带是非常牢固的。卫三畏、明恩溥等屡次提到的张公艺家族就是典型例证。 家庭需要各代族人共同维系，同样地，个人也离不开家庭。古德诺与 E.A.罗斯均指出没有一个中国人敢脱离自己的家，否则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西方人认为家庭对每个中国人来讲至关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就家庭结构而言，

施美夫、倪维思等人的论述明显表现出“以偏概全”的不足。事实上，从数量上讲，中国

还是以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与其说是一种家庭结构，不如说是

儒家伦理观念下的一种理想，普通耕作人家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支撑其运转。西方人之所

以对中国式“大家庭”大加着墨，是由于此类家庭结构对他们来说是陌生而又有吸引力的。

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家的热爱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基础，任凭风云变

幻，也不能将其完全抹煞。19 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陆军少尉贝齐亚在看到清末的衰败景象

后指出，“家庭亲情是唯一还能够支撑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大厦的原则”。多数西方人的

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人家庭情感的描述：在中国，人们寻求做父亲的资格为的是能在死时

获得一块墓地；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将士为的是让祖先享受到封赏的荣誉。那些不得已远

离故土的中国人，不会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家人，若非如此就是对家族精神的背叛，会被亲

友疏远。他们通常对祠堂与家人进行捐助，为的是拉近与亲人、家乡的关系，以便落叶归根,最后被葬入祖坟。

还有一些西方人将中西方的家庭情感做了对比。在西方，年满十八的孩子就要脱离父

母、独自生活；在中国则有男女之别，女儿出嫁后便是外人，儿子及娶来的儿媳继续受到

家长的管束。事实却为如此，就西方的父母而言，更愿意退休后独立居住；中国的父母，

向往的是儿孙绕膝的老年生活。

实际上，国人对家的热爱单靠官方旌表和伦理道德说教是难以维系的，说到底还是血

缘亲情促成了孝悌友爱之心，在古代孝顺父母的表现就是同居共财不分家，何为“孝悌”？

不生分即“孝”，父母去世兄弟仍不分即“悌”。不分家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同居共财。农业文明时代的人本就喜欢怀旧，越是过去的东西感觉越美好，大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生活单位，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平等。正因为以上种种，才导致了大众对家庭的特殊情感。

也有西方人指出中国人对家的热爱其实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反应，只有在外面遭受打击

时，才会投入家庭的怀抱。因而得出结论，“对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自己的家并没有什么

吸引力”。明恩溥对中国孩子家庭情感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彼得弗莱明等还指出中国人不仅缺乏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而且总是认为家族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一观念不仅导致了排外倾向，而且阻碍了政治、经济合作。

实际上，受“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与“孝治”影响，历代法律都承认亲属间“互隐”的原则。因而，当家庭与社会产生利益冲突时，允许家庭成员倾向于前者。其中谋反、谋逆等罪行除外。因而传统社会的政府对于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评判存在一定的衡量标准。

“团结”与“排外”其实是一体两面，家庭才是直接关乎个人利益的直接载体。再者，“极度的爱乡心，一方面带着排他思想，这是极其自然的”。一个人到了异乡，本地人必然要加以压迫和排斥，这就使得居于异乡的人成立团体。对外国人的排斥那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这种由于族群带来的排外性，会造成人们眼界的狭窄，不利于地域间的交流，加强地域间的封闭，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最后说合作问题，传统家庭“同居共财”、“同劳合食” 培养了家庭成员的家族意识，加强了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西方人所述中国“家”文化不利于外部合作的开展，破坏社会风气较符合中国实际。 总的来说，多数西方人能够在对中国人家庭情感的实地考察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将情感因素对中国“家”文化的影响较为中肯地传达给读者。卫三畏详细论述了中国的家庭教育在不同时间段是有不同要求的：“一旦会说话，男孩要教他以迅速大胆的声调来回答，女孩要以缓慢柔和的声音说话。到了七岁，应当教他们计数，会指出方位；但是一到这个年龄，男女不得同席而坐，同桌进食。八岁，教他们侍候长辈，先为人，后及己。十岁，男童应送到外面的私塾中，日夜都留在那里，学习写、算，穿着普通服装，举止应和年龄相当，诚恳待人。十三岁，应当专注于音乐与诗；十五岁，学射箭、驾车。到了二十岁，正是进入成人的行列，学会应有的礼节，躬行孝悌，虽然学识已广，不应好为人师。三十岁，可以结婚，开始承担事务。”

中国的家庭教育还体现在一系列的细节中。应当文雅谦恭，师长说的每个字都要无保留地接受，和亲戚来往时在最小细节上也要表现出良好教养，见到有德行的人应当跟随，听到箴言警语就要遵照实行。不能怀有邪恶的图谋，行为永远端正；不论居家在外，应当有固定的住所，与仁人交往，注意做到举止得体，控制内心感情。在各种场合注意个人仪表，梳妆打扮，衣着整齐。每天早晨要学到新事物，每晚加以复习。

以上的家庭教育主要针对男子而言，女子没有读书学习的必要。她们学习的主要是“三从四德”方面的礼仪。中国有关三从四德的书很多,社会所有阶层对此也非常强调,并且从表面现象看实施得相当好。

家庭教育，通常指家庭内部长辈对晚辈的训导。传统社会的学前教育都在家庭内部进

行。即使进入私塾，家庭教育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长对孩子负有的不仅仅是血缘和

物质责任，更要让孩子具备安身立命的能力，掌握一定的生活和处事能力。上文中卫三畏

列举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家教内容，就是《礼记内则》中提到的启蒙教育“计划表”。此外，品德教育要求的正直、善良、友爱、守信、勤俭和伦理道德教育要求的孝顺父母、敬重师长、兄友弟恭等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子不教，父之过”表明传统的子女教育通常由父辈主导。但儿女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男孩被视为家庭未来的希望，父亲往往对其进行严格管教；对女孩的管教，往往交给母亲，主要集中于妇德和日常生计方面。母亲的教育作用不容忽视，“严母慈父”相互配合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古代的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情感、礼仪、行为的培养。教育结果通常表现为：孩子在长辈面前表现得很有礼貌，生活习惯良好，不乱搞男女关系，不易传染疾病。因而在中国不太需要严密的警察制度。

“中国的家庭教育以责任和义务为宗旨，以培养优良的习惯为目的。”这就清楚地指

出，中国的家庭教育既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也注重伦理和道德培育。更有甚者将“做人”列为教育子女的第一要义。这样的家教提高了个人修养，有利于将孩子培养为德才兼备之人。“国法不如家法”的谚语可见家庭内部管理的森严。此外，传统家庭中父亲承担着管教子女的责任，子女如果有任何越轨行为首先要在家庭内部解决，尽量避免其扩大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这在无形间是给政府消除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近代西方人眼中“家”文化的训教、意识文化方面：祖先崇拜由于对基督教的传入形成阻碍而被西方人称之为“无用”，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是追忆先人和表达诉求的存在；社会各阶层都遵从“百善孝为先”的原则，孝道会贯穿人的一生，这由“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的孝道理论所决定，其中赡养老人在西方人眼中是最“诱人”的；对男孩子的教育潜藏着每个家庭“光耀门楣”的美好愿望，而家庭教育兼顾着伦理与道德培育，两者结合有利于为家庭、社会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其中祖先崇拜和孝道由于对基督教的传播造成了阻碍而受到了西方人的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