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幼教全推向市场结果很糟糕 为幼教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中国教育史上，必定会留下这样的记录：2010年，中国学前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今年7月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把学前教育专章单列部署，作为今后十年教育事业八大发展任务之一。

　　一个月前，温总理在实地考察了北京两所幼儿园之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

　　12月1日，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强调：“把学前教育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此次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行动和目前世界重视学前教育的大趋势呈现出高度的默契和一致。

　　今年9月27日至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首届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构筑国家财富。从“构筑国家财富”的高度看待学前教育，是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同的理念。

　　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的冯晓霞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兢两位教授介绍，来自莫斯科大会的一个最强烈的声音是：早期教育过于依靠市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公共投入应该对幼儿保育和教育肩负主要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儿童权利公约》、《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达喀尔行动纲领》3个全球性文件为依据，对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状况进行监测评估，督促各国加快实现“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幼儿的全面保育与教育”的承诺。

　　监测评估后他们发现，在学前教育服务以“私立为主、市场导向”的国家，贫困人口通常不得不“选择”价格低、质量差的幼儿园，其结果是这些孩子的学习和发展不但不会提高，甚至可能失败。

　　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教育政策也往往因方向选择的错误而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俄罗斯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经济采取“休克疗法”的同时将幼儿教育全面推向市场，由此导致了学前教育体系崩溃、幼儿园严重不足的问题。

　　中国一度也走了一段和俄罗斯相似的道路。近十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主导下，我国也出现了把学前教育排除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拱手交给市场的做法。大批公办幼儿园纷纷被停办、被拍卖；大批幼儿教师被迫下岗。像深圳这样财政状况相当好的特区城市，政府每年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仅有区区5000万。而极其有限的资金，不仅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是锦上添花，集中在城市或城镇，集中在为少数强势人群服务的公办示范园中。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承担《学前教育成本测算与财政供给》课题的宋映泉博士，在今年10月底公布的最新报告《供给、质量与公平――来自3省25县学前调研的证据》中介绍了他的发现：

　　在浙江、安徽、河北三省25个县中，有11个县至少有一个乡镇连一所幼儿园都没有。在安徽省的一些县，甚至半数以上的乡镇根本就没有幼儿园。

　　宁波教育学院张赛园女士在选取浙江省象山县的资料做《县域幼儿教育资源合理化配置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城乡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比例，还是公办园、民办园幼儿教师的用工、学历、职称等，差距都相当大，其结果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幼教发展举步维艰。

　　学前教育“构筑国家财富”基于两个支点，一个是社会的回报率，一个是人的潜能开发。美国经济学家JefferySachs从投资与产出的角度研究证实了早期教育投入对于社会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特别在提高国家人口素质、减少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等方面，起到社会发展问题早期预防的效果，并为国家未来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基础。

　　因而，莫斯科大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有关国家学前教育公共投入的问题。

　　诸多发展快速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市场经济调节已经不再是适应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方案。公共财政投入是“构筑国家财富”的关键因素，只有充足的国家公共财政投入，才能确保学前教育的质量和保证儿童获得这项服务的公平性。这一点对生活在各种不利处境下的儿童来说，尤为必要。

　　投资早期教育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因此，国际社会发展大势已将各国政府放到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驱动角色的位置上。不仅发达国家对学前教育的经费予以保证，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古巴、巴西、约旦、印度、墨西哥等每年学前教育公共投入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俄罗斯积极出台各种新的学前教育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因为私有化体制趋向造成严重损伤的国家学前教育系统，同时政府大规模地加强了对学前教育的公共经费投入，甚至将许多原属于政府管理的大楼拿出来办幼儿园。

　　这次莫斯科大会提出行动纲领，要求各国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应达到教育总经费预算的6%。有一份资料已经无数次送到中央领导的案头，中国学前教育的投入比例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很靠后，大约只占到GDP的0.035%，而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仅有1.2%。

　　在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学前教育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