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宋倩”式中国父母焦虑的真正原因吗？

《小欢喜》结束了，可它引起的话题热度未减。

宋倩和乔英子这对母女，代表着相当一批中国式亲子关系。

宋倩每天早上都给英子炖汤，她自认为高三的英子需要“补”身体。宋倩给英子做计划，计划表外的事情一律禁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时间紧张”的高三。宋倩给英子设定“清北”的人生目标，完全不考虑英子的想法和志向。宋倩的语录是“英子，妈妈是爱你的”，“英子，妈妈为你好”，“英子，你看妈妈为了你，工作也辞了，那么辛苦”巴拉巴拉。乔英子很懂事，她懂得妈妈一个人带孩子的不易，她也懂得妈妈对她的心理依赖。表面上她从不反抗。为了迎合妈妈还能生吞海参，也能逆来顺受每天做妈妈安排的卷子。可心里却无法抑制地无时无刻不想着逃跑。跑到南大去，让妈妈够不到管不着。孩子的房间挖个玻璃监视窗容易，可孩子心里的窗户一旦关上了又拿什么去打开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在宋倩身上看见自己某一瞬间的影子，只是程度各有不同罢了。宋倩的焦虑，似乎是大多数中国家庭的集体性焦虑。

这一集体性焦虑，有千千万万“宋倩”式人物的个体性问题，但背后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原因也不能忽视。这是个体对体制性问题的无意识投射。

中国人的心理底色就是控制和服从。

古代讲“三从”，第一就是子女要听父母长辈的话，听话才是孝顺。古代君权神授，皇帝的话是圣旨，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塑造了我们上位者控制，下位者服从的民族性格。及至现代，依然如此。我们的思想要统一，行动要审批，看见统一着“制服”的就要感动，德云社说个相声出现“啪啪啪”的隐语暗示就要被文化执法诸、如此类，都说明大人们也都身处“严控”之中。体制是最大的权威。上行下效。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将社会性意识、制度性意识反映到对自己小家庭的管理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教育制度的竞争性是家长焦虑的起源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面临高考，大家都认为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环。可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认为是高考的分流作用，才使得它显得如此重要。学而优的孩子，进入清北、985、211的学生，相当于是拿到了未来生活保障的预售票。大概率来看，优质高校毕业的孩子，更可能有一份收入较高保障较多的工作，未来物质生活富足的可能性更大，处于劳心者治人的社会地位。而那些被分流掉的孩子，更有可能只是从事一些服务性劳力性岗位工作，处于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地位。这才是宋倩们焦虑的最直接动因。科举制被废除了，但高考部分地承袭着科举的功能。我们教育的目标，在本质上就是竞争和超越，佛系是违背高考制度初衷的。

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的家长焦虑的助推剂

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能说是中间阶层。如方圆家一样，本来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北五环附近的豪宅，夫妻俩一人一辆20万起的车，工作体面，业余玩玩鸟玩玩虫，生活很滋润。但是一旦失业、被骗，也有可能是重大疾病等等变故之下，这些普通中间阶层是非常脆弱的，一夜返贫不是空穴来风。现实生活中可没有朋友白菜价赠予学区房。返贫之后再就业困难，只能靠开网约车为继。宋倩家有钱，坐拥五套学区房。可她与方圆家没有本质区别。大的变故之下也是危如累卵。所以宋倩焦虑、童文杰焦虑。我们很多普通家庭，还没有方家那样的家底，碰到事情也没有大房子可卖。孩子的未来只能够他们自己，家庭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催生了家长的恐惧，恐惧又幻化成了对孩子的压力。

大家都认为《小欢喜》里的刘静是理想的妈妈形象，态度平和，理解和尊重孩子。她不仅不焦虑，而且能够优雅地说“谁规定每次都要考好呢？”“考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宋倩能不能学学刘静呢？学得了吗？！刘静的家庭代表了中国人最终极的向往。剧中对季区长家表达的比较隐晦，实际上他是既有权又有钱的代表。钱是不稳定的，有很多事钱多也无能无力。可是权力就不同了，权力带来的便利是金钱难以企及的。刘静生病了，老季一出马，院长亲自探望，安排专家会诊，最好的医生操刀。季杨杨可以随兴趣选择未来，北理工可以不上，转去慕尼黑学赛车。因为老季是他爸，权力是后盾。

这部剧的内核真的很让人悲观。但你又不得不承认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