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幼儿园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儿子从小在德国上幼儿园，所以我有机会对德国的幼儿园做些近距离的观察。从一个中国家长的角度来看，德国幼儿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重视培养儿童的独立性。这种对独立性的培养渗透在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
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把玩具整理好，还不会走的孩子，爬着也要自己把身边的玩具放入筐子。当孩子们刚刚能拿稳勺子时，便要开始自己吃饭。大一点的孩子要和老师一起在饭前摆放餐具，饭后还要自己把餐具放到指定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接儿子，他刚喝完水，因为走路还不稳，正蹒跚着准备把杯子放到餐具架上，我便顺手拿起杯子想帮他放好，结果幼儿园老师对我说：“他自己可以做到，请让他自己做！”这样的提醒后来在我帮儿子穿衣服或换鞋时又听到了。这些在我们看来的小事，德国人却很在意，因为事虽小，但挑战了他们的教育原则。
除了培养孩子吃饭、穿衣等独立生活能力之外，德国幼儿园还重视让儿童独立做决定，从小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每天上午，孩子们会自己决定参加什么活动，如绘画、唱歌、踢球、开小汽车等，也可以自己提出新的、有时听起来甚至有些离谱的建议。我曾亲眼看到一位男老师带着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院子里面“放火”，因为有个孩子在前一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并得到了积极响应。于是，老师便做了相应的准备和安排，“放火”时带了灭火用具。先“放火”，再灭火，孩子们兴奋极了。
让儿童独立做决定，还包括让孩子们自己解决相互间的冲突，如抢玩具。老师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并不急着扮演裁判的角色，而是让孩子们自己或者与孩子们一起思考如何解决冲突。另外，幼儿园的老师会征求并尊重孩子的意见，避免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例如吃午饭前通常有唱歌的活动，老师总是会问孩子们想唱什么歌，然后让提议者起个头，大家一起唱。下午的活动，也会根据儿童自己的提议来安排。父母们去接孩子时，会在黑板上看到孩子参加的各种活动记录，包括每项活动的倡议者和参加者。当我第一次看见儿子出现在倡议者那一栏时，心里曾感到无比欣慰。
对独立性的培养和对孩子们选择的尊重，要求老师对孩子的能力有充分的信任，并敢于冒一点风险。有时老师看出了我的惊讶，对我笑笑说：“别担心，他可以的。”当然，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我儿子就曾多次在玩耍时碰破头，脸上也曾多次被其他小朋友抓得鲜血淋淋。反过来，他也曾把别的小朋友抓得鲜血淋淋（也算是扯平了）。因为经常发生，父母们对此也都见怪不怪了。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好稀奇的。直到有一天，我认真阅读了儿子所在幼儿园的教育方案，这才发现，原来这些看似随意而无章的日常活动背后都有着精心的教育设计和安排。例如，关于就餐，幼儿园在教育方案中写道：“早餐我们以一种健康的、多样的、自助餐的形式提供，儿童可以而且也应该独自取用。在两个小时之内，儿童要自己决定他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和谁一起吃。这样设计的早餐情境有助于让孩子吃饭时在团体内体验到尊重自己的需求，独自做出决定，发展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再比如，关于儿童每天自己选择活动，幼儿园的教育方案里写着：“在每天举行的儿童会议上，老师们会问：‘你们今天想做什么？’这样儿童就得到一个机会，提出自己当前的一些想法和兴趣，并和老师进行协商谈判，从而可以自己独立地、以和其他小朋友及教师协商的方式来设计自己一天的活动。”
关于玩耍中出现的意外和“流血事件”，幼儿园认为：“在一个强调个人体验和相互鼓励的环境中，儿童在运动时难免磕磕碰碰和掉眼泪。但是如果以此为由限制儿童的活动，所造成的长期后果可能更加糟糕。因为只有通过尝试，儿童才能真正地从中学习。”
我后来了解到，培养儿童的独立性是德国法律为幼儿园确定的目标。德国联邦层面的《儿童和青少年帮助法》（KJHG）在第22条第1款为幼儿园确定的教育目标是，把儿童培养成“独立自主并具有集体生活能力的个体”。北威州的法律《儿童日托法》（GTK）也在第2条第2款规定，日托机构的任务是“帮助儿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活动，激发并增强其学习乐趣”。与此相应地，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在其教育方案中写道：“幼儿园给儿童提供自由，让他们练习并通过实践尝试独立自主的、自我负责的、自发的行为和活动。儿童应该意识到自我，与他人一起思考，表达自己的看法，承担任务，做决定，参与团体的决定并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由此可见，在德国幼儿园看似随意的、没有章法的日常活动背后，隐藏着精心的教育设计和安排，并服务于明确定义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相比而言，我们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早早地开始让孩子学数学、背唐诗、背单词，在幼儿园小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德国的幼儿教育却更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在集体中生活的能力，小心地呵护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对学习的兴趣。
因此，与德国相比，高呼着“赢在起跑线上”的我们，难道不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吗？那些早早传授的知识，孩子长大后自会轻而易举地获取，而已受损害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学习兴趣，日后该从哪里找回来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作者孙进 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