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唱歌(2) 蟋蟀在唱歌改为拟人句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医生运用了各种措施也没能把我的血压降下来，最后只好动员我剖腹产。我想起住院当天邻床的产妇刚做了剖腹手术，她向我描述手术怎么怕人，而她丈夫更形象地比喻说剖腹产就是医生当上了东洋鬼子，在病人肚子上劈一刀。我吓坏了。死活不答应剖腹产。可正月初五(2月10日)晚上，我不小心摔了跤，当时医生们把抢救设备都拿来了，还说胎心没有了。这下我吓坏了，要是孩子死在肚子里我也不活了。于是强烈要求剖腹产。可那医生一脸认真样吓唬我：“你现在才想到剖，来不及了！”说完就走了。直到第二天

　　下午三点才通知我家属手术。

　　天哪！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我怎么过来的。开始老想着大夫说的胎心不见了，我就憋着呼吸死劲听，我的蟋蟀的歌声真是再也听不见了，死一般的安静，然后觉得漫天漆黑，伸手见不到五指，然后，我又意识到了，自己又掉进那种状态里了……

　　据说护士在术前、术后给我注射过镇静剂。但术后镇静剂还是没能镇住我亢奋的神经。回病房后，我不吃不睡成了神仙，整日兴奋地聊天，与相识的、不相识的，甚至还常常跟护士开玩笑，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听见护士办公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用棉花塞耳朵，还不行，我就跳起来痛骂……

　　这些都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据说我还做了不止这几件蠢事。但开始时医生并不知道是病态，一直到后来我已经闹得不像样才发现。可我一点也记不得。我第一次感觉有记忆，清醒时，是明明觉得又听到蟋蟀的歌声。好听呀，我的孩子又有胎心音了，我高兴得直叫，可家人告诉我说：孩子从你肚子里取出了，孩子出院回家了。我就哭闹着要回家，要见孩子，我不能让别人抢走我的孩子。

　　后来，出院后又住院。

　　最后一次彻底清醒的那个夜晚，我又听到了蟋蟀的歌声。是她一次一次唤醒了我。你说奇不奇？

　　蟋蟀的歌声就是我孩子的歌声。我一直这么认为。现在有她永远陪伴着我。我不再会坠入那种可怕的状态里了。

　　同事曾给我讲过一位孕妇患精神病的过程。她是在孕后期发作的，说什么也要流掉肚子里的孩子。她偷吃药、还跑到山丘上跑、跳，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自己的身体，以达到流产目的。

　　丈夫百般阻拦，开始也并没有怀疑她精神上异常，只是特别不解：孕初期她不是满心欢喜要做母亲吗？令丈夫特别绝望的是，任你怎么劝阻，她就是沉默。在沉默中对自己身体施暴。丈夫只能寸步不离。好不容易熬到生产，她已神智不清。最后一边剖腹产下孩子，一边急送精神病院。

　　后来才知道，产妇孕后期一直怀疑自己丈夫感情有外遇，才使她想流掉孩子。当然事实上丈夫并没有外遇，她也很快治愈了。

　　斐然的生育经历与前面的孕妇刚好行为相反。她总是害怕孩子被人为流掉，本能地、下意识试图保护孩子。其实她真正的恐惧是源于她的情感和婚姻生活，没有提供给她应有的归属感。她一直惶惶地漂泊，一直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屋檐。

　　精神疾病的发作是有内因的。我不认为生产本身是内因。女性从开始280天的孕育起，怀胎、负重、担忧交织的路途、血汗泪与剧痛夹杂的产程，当身体产生剧烈的变化，不可避免使孕妇心理造成错综的交集……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孕产妇心理能够承受的。

　　而不堪承受生命之重的孕产妇，却在内心的一片原始森林里背着十字架独行，她们踏上的是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闻所未闻的雪原(伍尔夫论生病语)。遗憾的是，把她们推向这条路，给她们架上十字的，许多时候是来自她们的亲人和家庭。她们往往以各种面孔的期望、关怀等等，令孕妇产生焦虑、恐惧、意识不集中及各种身心病症。

　　当然往深处说，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设计。女性因长期遭受心理与性别角色的压力，使之易在精神疾病方面出问题。比如，统计中能看出，男性病以酗酒、人格异常、犯罪、自杀居多。而情感性精神病患以女性为多，且多属于内隐而自苦的。

　　将精神忧郁的“内隐”转化为“外显”，使孕妇身心压力有可倾诉、可交流的途径和对象，丈夫及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自苦”升华为“喜乐”，则要看孕产妇的第一基础，即身体与精神的健康饱满。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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