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

"

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和80%文盲的国家；千百年来，孩子是家庭的“附属品”，大人们无知却又专制地看管着他们，没有尊重和平等。

这时，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愤然说：

“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唯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如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不研究。孩子的价值，还不如一只羊或一头猪。”

后来这名教育家去世了，人们在他墓志铭上刻下了他自己在1935年写的一句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这是过去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奉献了一切，也奋斗了一生。

这名伟大的教育家，就是陈鹤琴。

关于陈鹤琴的故事，得从他的大儿子出生的那天说起。当时29岁的陈鹤琴，做了一件中国教育史上了不起的大事，虽然这件事非常琐碎、细微。

“这个小孩子，是在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9分生的，生后2秒钟就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并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

陈鹤琴将孩子每天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持续了808天，描绘出一个中国婴幼儿成长的轨迹。儿子的一哭、一笑、一个神态、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

陈鹤琴长子陈一鸣说：“结合我的实际，拿我作为一个实验品，来具体观察究竟，儿童心理是怎么样发展的，儿童的身心是怎么样成长的。”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工作，显然超越了一个父亲的职责，不仅凝聚了陈鹤琴对孩子的关爱，更是一个科学家的独特选择。

在对孩子将近3年观察记录的总结后，1924年，他写成了《儿童研究纲要》，作为他在东南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的讲稿。又过了一年，《儿童心理之研究》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专著。著名的808天儿童观察和记录，奠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第一块基石。

在大儿子出生两年后，陈家有了第二个孩子陈一心。陈鹤琴有了儿童研究的基础，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

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同一年，《家庭教育》出版了，陈鹤琴在书中指出，

父母对小孩健全人格的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做父母的不可常用命令式的语气去指挥小孩子。小孩子晚上入睡之前，应当有适当的娱乐。不要在别人面前责罚小孩。……

不同版本的《家庭教育》

他一共总结了101条原则，通俗易懂而又深藏智慧，所列每一条原则，对今天的中国父母，仍然是鲜活而有益的。陶行知给陈鹤琴做序，说“全国父母都要读这本书”。在以后的十年中，这本薄薄的小书再版了十多次。

陈鹤琴在中国幼儿教育的沙漠中播下了金灿灿的种子。

在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还是一片荒原，幼稚园大多是外国教会办的，老师是外国来的，唱的是外国歌，耳目所接，全是西洋的一套。即使中国人自己办的幼儿园，沿用的也是外国的方法，从形式到内容，也多抄袭日本或美国。陈鹤琴说当时的幼儿园，像“幼稚监狱”一样，这是他对封闭式儿童教育痛心疾首的批判。

1923年的南京鼓楼幼稚园

1923年，一鸣3岁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陈鹤琴在自己家中办了一所实验幼儿园，即后来著名的鼓楼幼稚园。他主张与孩子平等相处，要弯下腰甚至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一理念在当今仍然是新鲜的。

陈鹤琴深感教育可以改变人，进而改变一个民族。他说，“我们自命为优秀分子，受过高等教育，要如何奋发惕励，为国努力呢。”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淞沪战争爆发，无数孩子失去家人，他们连难民所也进不了，只有流落街头。陈鹤琴面对这些孩子，内心忧愤，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不仅如此，他也救助抗日的爱国人士，到街头、工厂、码头，向家庭妇女，人力车夫、船夫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抗日道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江西幼稚师范学校全景图

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上了日伪特务的暗杀名单，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当他躲过暗杀来到江西，当时的江西连年战乱，百姓生活贫苦，疾病流行，教育水平落后，陈鹤琴一片荒地上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幼稚师范学校。战乱中的求学，更加艰苦，他带领师生开荒、筑路、盖房、种菜，同甘共苦。

陈鹤琴一生都在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奋斗，他对孩子无私的关爱、对科研事业严谨的态度，让我备受感动。而我，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应该追随先生的足迹，投身于幼教事业，用心培育祖国的花朵。自勉！

"